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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墓志銘看張士貴的真實一生

陽泉市政府 www.hgvbwr.tw 2012-11-28 16:42 來源: 放大 正常 縮小

  小引:又一部被“戲說”的歷史
  歷史是什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說,歷史是成功者的傳記;也有人說,歷史就是那些被人們記住了的人和事。但對于大唐名將虢國公張士貴來講,以上兩種說法都沒能給他帶來榮耀。無疑,張土貴是成功者,從亂世中揭竿而起,為李唐王朝屢建奇功,到死后唐高宗為他舉辦隆重的葬禮,當朝宰相為他撰寫墓志,陪葬太宗于昭陵,子孫襲爵。可以說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但是這一切真實的歷史記載并未給張士貴留下好名聲。無疑,張士貴是一個被許多代許多人記住了的歷史人物,但是被人們記住了的他,卻是另外一付模樣——嫉賢妒能,迫害忠良,甚至謀反朝廷。
  這是為什么呢?因為真實記錄了張士貴生平業績的,此前只有《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鑒》中寥寥百余字,極大地妨礙了后人對歷史上真實的張士貴的了解和研究。而提起張士貴這個人物,人們知曉并津津樂道的,卻是《薛仁貴征東》、《隋唐演義》等通俗小說和戲劇話本中張士貴的“另類”故事。與語焉不詳的正史相比,小說話本既鮮活生動又易于廣泛傳播,因此便有了“薛仁貴征東,張士貴得功”的民間“定論”,于是,張士貴這位大忠大勇的名將,便成了大奸大惡的小人。
  真實的歷史人物被戲說歪曲的事并不罕見。張士貴被戲說千年后,隨著其墓志銘的出土和張氏族譜的發現,本該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今天,新拍攝的電視連續劇《薛仁貴傳奇》中,張士貴的形象卻依舊被扭曲和丑化著,被現代媒體更為廣泛深入地傳播著……
  為此,本文試圖以上官儀撰寫的《大唐故輔國大將軍荊州都督虢國公張公墓志銘并序》(以下簡稱“墓志”或“墓志銘”)為主要依據,參考《續修張氏族譜》及其他相關史料,盡可能還原大唐名將張士貴的傳奇一生。文中引文未注明者,均出自《墓志銘》。
  張士貴(586~657),本名忽峍,后更名士貴,字武安。官至左領軍大將軍,封虢國公,子孫襲爵。張士貴去世后,唐高宗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贈輔國大將軍,謚號曰襄。并詔贈東園秘器,給以儀仗之榮,陪葬太宗李世民于昭陵。當朝宰相上官儀親自為其撰寫的墓志銘,是在張士貴辭世1300余年后的1972年,才從陜西禮縣馬寨村昭陵張士貴陪葬墓中發掘出土的。《大唐故輔國大將軍荊州都督虢國公張公墓志銘并序》共計3135字,對他為李唐王朝出生入死屢建戰功的一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這是到目前為止發現的出自當朝權威人士之手,詳細描述張士貴生平業績的唯一的第一手史料。因此有必要簡略介紹一下其作者。
  上官儀,字游韶,唐陜州縣(今河南三門峽)人。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中有《上官儀傳》。貞觀元年進士,初被唐太宗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曾參與修撰《晉書》。龍朔二年(662)加銀青光祿大夫,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成為當朝宰相。上官儀工五言詩,辭藻華美,對仗精工,士大夫爭相仿效,對唐代律詩的發展起過積極作用,史稱“上官體”。
  上官儀撰寫的張士貴墓志銘于1972年出土后,引起史學界極大關注,國家級權威刊物《考古》于1978年第3期,全文刊登了張士貴的墓志銘。山西省社科院資深研究員張海瀛在其《唐名將虢國公張士貴及其家族》一文中認為,上官儀作為一名參與制定國家決策的高級官員和具有影響力的大文人,親自為張士貴撰寫墓志,并且長達三千余字,這件事本身就有力地說明了張士貴地位的崇高和尊貴。

  (一)亂世中揭竿而起,歸順李淵
  張士貴祖籍山西盂縣上文村。據張士貴墓志記載,其曾祖張俊,官居北魏銀青光祿大夫、橫野將軍;祖父張和,官居北齊開府車騎將軍;其父張國,仕隋朝,歷任陜縣主簿、硤州錄事和參軍、歷陽縣令,還以軍功授過大都督,定居虢州(今河南)盧氏縣。張士貴于隋開皇六年(586)出生在這里。
  張士貴自幼善騎射,能“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新唐書·張士貴傳》)而從唐太宗讓他“作武功之詠”來看,張士貴不僅武功了得,還有相當的文學修養呢。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617)初,張士貴在隋末喪亂之際趁勢而起,于虢州聚眾起兵,“攻剽城邑,遠近患之”。張士貴所率的農民起義軍,在隋的兩都之間,有著輝煌的戰果,這可以從李密和王世充兩大軍事集團爭先招撫這支起義軍的歷史事實中找到依據。出人意料的是,張士貴沒有答應李密的邀請和王世充的拉攏,表現了張士貴在政治上的深謀遠慮。他還要潛心觀察,為他所領導的這支隊伍尋找英主。
  同年五月,李淵晉陽起兵后,張士貴立即“遣使輸款”,表示愿意歸附。而李淵對張士貴的表現則“深相嘉嘆”,立即封張士貴為右光祿大夫。盡管這只是一個名義上的賜封,因為當時的李淵還只是一個隋朝的反叛者,李唐王朝還沒有建立,他并沒有封官加爵的資格和實力。但從張士貴一生的發展來看,這個并無實際意義的賜封,則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從此開始,張士貴就在政治上找到了自己的靠山。開始了他與李唐王朝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
  張士貴按照李淵的旨意,在河南攻城略地,發展勢力。李淵攻下隋都長安后,派相府司馬劉文靜經略河南。劉文靜到達河南后,以張士貴為向導,以其所占地盤為進攻東都的前沿陣地,由于張士貴對敵情比較了解,為劉文靜提供了許多很好的作戰方案,深受劉文靜的器重,因此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勝利。李淵對屢建戰功的張士貴大加獎賞,“贈張士貴繕彩千有余段,名馬五匹,并金鞍勒自副”。
  隋義寧二年(618),李淵任命世子李建成為撫寧大將軍、東討元帥,總兵七萬進攻東都。這次東征中,李建成以張士貴“戰有必勝之資,威有憚鄰之銳”,授其第一軍總管,充當先鋒官。張士貴表現十分英勇,在大小戰斗中,率部擊敗李密和王世充的多支勁旅,因而所受的賞賜也多得“不可勝言”。五月,李淵在長安稱帝時,指名要張士貴進京奉見,并加官通州刺史。

  (二)為李唐江山屢建戰功
  薛舉,隋“河東汾陰人”,隨父徙居金城(今甘肅蘭州)。因其“兇悍善射,驍武絕倫”(《舊唐書·薛舉傳》),又家產豐厚,廣交豪杰,于是在大業十三年四月,據金城郡起兵反隋,并自稱“西秦霸王”,封兒子薛仁杲為齊公。攻克秦州后,又收編了唐弼十萬部隊,力量迅速強大,接著便揮師東進,欲圖關中。當年十一月,李淵父子首先攻入長安,薛舉父子傾巢出動,想將立足未穩的李淵趕出長安,但被李世民擊敗。
  李淵于隋義寧二年(618)五月稱帝后,不甘失敗的薛舉再次組織力量,從關中的西北口突入,兵鋒直達距長安不過二三百里的幽州、岐州一帶,秦王李世民再次率師抵御。剛剛被唐高祖李淵從東線召回的張士貴隨軍西征。這次作戰,從史料上看,是張士貴與李世民的首次合作。首戰雖然失敗,但張士貴卻表現突出,“公先登之勛,有超恒準”。在第二次交戰中,張士貴更是沖鋒陷陣,再次功列諸將之首,高祖賜他“奴婢八十口,絹彩千余段,金一百三十挺”。初唐時,朝廷以奴婢賞賜有功軍人的事并不多見,由此可見張士貴所立戰功之顯赫。
  消滅薛舉、薛仁杲父子軍事集團后,武德元年末,張士貴從隴右戰場下來,被朝廷任命為運糧侍,專門負責平定河南的后勤供給任務。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無論古今,后勤保障始終是整個戰爭中最重要的一環。當張士貴押運的軍需物資到達澠池地界時,被王世充的大將郭士衡發現,以數倍于張士貴的兵力設伏,將張士貴團團圍住。面對強敵,張士貴毫無懼色,竟“掩擊大破之”,將郭士衡打得大敗而逃。
  武德二年(619),賊首蘇經率寇反唐,劫掠陜州,“州將瀕戰不利”。唐高祖李淵聞之道:“此賊非猛士無以殄滅。”于是派張士貴前往討伐。張士貴“智盡三宮之端,威下九天之上”,轉眼之間,大破敵軍,“高祖又降書褒美。”
  唐軍逐漸強大起來后,組建了騎兵部隊。因張士貴“善騎射,臂力過人”,于是朝廷任命其為“馬軍總管”。在這個職位上,張士貴又取得了一系列輝煌戰果。最著名的是他在經略熊州時,以絕對的劣勢兵力擊敗王世充的馬步聯軍。張士貴行軍至黃澤之地,恰與王世充率領的五萬部隊相遇。在敵眾我寡的形勢下,張士貴毫無懼色,迎頭截擊王世充大軍。兩軍對陣,“牙璋狎至,羽檄交馳,三令五申,風驅雨邁”,戰斗進行的天昏地暗,異常激烈。張士貴指揮若定,力當萬夫,終以劣勢的兵力擊敗王世充的勁旅。為此唐高祖賜士貴為新野縣開國公,并賞寶馬雜彩和金鞍寶勒,還特意對他說,這寶馬“卿宜自乘之”。

  (三)追隨世民,戰功“軍中之最”
  可以說,李世民在河南所取得的一系列勝利,都是與張士貴的英勇善戰分不開的。自從李建成當上太子,張士貴就開始在秦王李世民帳下聽令,這也就為他以后曲折而輝煌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伏筆。
  曾被突厥封為“定楊可汗”的劉武周,眼見唐軍勢力日漸強大,于武德二年四月,采納了其大將宋金剛“入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舊唐書·劉武周傳》)的建議,率兵入侵并州,一路攻城略地。山西是李唐王朝的發祥地,本來也有重兵駐守,但諸將拒戰不力,紛紛敗退。李淵驚呼:“晉陽強兵數萬,支食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資治通鑒》)在這種險惡的形勢下,秦王世民主動請戰,帶領包括張士貴在內的一批猛將出征了。
  張士貴在這次北征戰役中立下的戰功有:以先鋒將身份“算無遺策,戰取先鳴”,擊敗虞州守將何小董;接著又在美良川(虞州東夏縣界,今山西聞喜縣南),與秦瓊、程知節(程咬金)大敗宋金剛先鋒將尉遲敬徳和尋相;其間,他還率部攻克了翼城。隨秦王大戰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一日八戰,殺敵無數;在介州城外與諸將合力大破宋金剛,并俘獲尉遲敬德。山西會戰大捷,唐高祖遍賞諸將,其中對張士貴的賞賜“有逾常典”,更說明他在這次戰爭中有著卓越的戰功。
  平定中原,是李淵父子攻占長安后最迫切的心愿,但一直沒有機會實現這一愿望。武德三年,劉武周戰敗,軍事力量進一步強大的唐王朝立即組織由李世民擔任主帥的大軍出關東討。
  在這次長達十個月的征戰中,張士貴始終和李世民在一起,幾乎所有的戰斗都有張士貴的身影。其結果是唐軍取得了全面勝利,最終俘虜了自稱為帝的王世充和前來援救的農民起義軍領袖竇建德。平定河南后,李淵遍賞諸將。因張士貴“先后戰功,以為眾軍之最”,被拜為虢州刺史。不久,李淵又召張士貴入京,特設宴款待,對張士貴說:“欲卿衣錦晝游耳。”(《舊唐書·張士貴傳》)
  農民起義軍領袖竇建德被俘不久,在長安被殺。其部將劉黑闥于武德四年七月在漳南起兵反唐,僅用半年時間,“悉復竇建德故地”。(《舊唐書·劉黑闥傳》)李淵在唐軍屢戰不利的形勢下,再派李世民出征河北,張士貴也跟隨出征。
  這次戰役,唐軍并未很快取得優勢。在雙方長達兩個月的對峙中,一天深夜,劉黑闥卒眾數萬,突然出現在唐軍面前,這時,張士貴率領部下直插劉軍要害,將劉軍打散,為唐軍最終擊敗劉黑闥在戰術上創造了條件。
  在李唐王朝統一全國的六次重大戰役中,張士貴跟隨李世民參加了四次戰役,為唐王朝的統一立下了卓著戰功,在戰火的考驗中,張士貴一步步成為了李世民的心腹,遂被授予秦王府驃騎將軍。

  (四)玄武門事變 誅太子保秦王
  在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王朝中,為爭奪皇位而發動宮廷政變,兄弟血刃的事件屢屢上演。“玄武門事變”就是這樣一場親兄弟為爭奪皇位而兵刃相見,喋血宮門的事件。
  可以說,在李淵起兵到登基稱帝初期,長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的功績是可以平分秋色的。但是在唐王朝統一的一系列戰役中,李世民經常以兵馬大元帥的身份統兵出征,屢建戰功,這也使他產生了覬覦皇位的政治野心。而李建成自從被立為太子后,面對戰功和威望日漸高漲的秦王,心中也不免忐忑。他一方面在唐高祖李淵面前經常詆毀李世民,一方面又將齊王元吉拉攏在自己身邊,使李世民也發出了“不為兄弟所容”(《資治通鑒》)的感嘆。
  武德九年夏,突厥數萬騎兵突然入侵。按慣例本應由李世民率軍迎敵,但李建成卻堅持讓李元吉和羅藝出征,其目的很明顯,就是阻止李世民重掌兵權,再建戰功。而李元吉掛帥后,按照李建成的旨意,故意調遣秦王府諸猛將隨軍出征,意欲在征戰中除掉秦王部將,然后再設法殺掉李世民。這個密謀被李世民知道后,立即與自己的謀士和部將商量對策,最終決定發動宮廷政變,殺死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經過周密策劃,他們決定在玄武門動手。因為當時負責玄武門守衛的將領常何,早已被李世民收買了。
  六月三日,李世民密奏建成和元吉“淫亂”后宮,目的是要騙李淵傳二人進宮。唐高祖不知事態的嚴重,只是答應第二天早朝時問個明白。據《舊唐書·太宗本紀》記載,“九年,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節、秦叔寶、段志玄、屈突通、張士貴等于玄武門誅之。”
  跟隨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事變的都是哪些人,史料記載不盡相同。上述提到的12人,與《舊唐書·長孫無忌傳》提到的10人就有不小的出入,而新舊唐書中的《太子建成傳》和《資治通鑒》等,都沒有記載具體人名。
  由李世民發動的玄武門事變,無論政治圖謀如何,歷史價值怎樣,畢竟是兄弟自相殘殺的丑事,有悖于封建社會的倫理常綱,所以有些史料中的記載不詳也是能夠理解的。專門研究昭陵出土墓志的胡元超先生也發現,昭陵已出土的程知節、張士貴、尉遲敬德、鄭仁泰等的墓志中也都沒有明確記載墓主是否協助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事變。這或許也是當時的墓志作者在“為尊者諱”吧。但根據僅有的史料推斷,包括張士貴在內,以上史料中提及的謀士名將,均為秦王心腹,是可以確定參與了玄武門事變的。

  (五)執掌禁衛軍,居安思危保太平
  “玄武門事變”以李世民全勝而收場,不久唐高祖李淵就封世民當了太子。武德九年八月,李淵退位當上了太上皇,皇位傳給太宗李世民。
  翌年,唐太宗改元貞觀。詔張士貴為“玄武門長上”,不久又轉“右屯衛將軍,還委北軍之任。”依然擔任玄武門長上,即禁衛軍司令的職務。陳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論述稿》中認為:“唐代歷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悉決于玄武門即宮城北門軍事之勝負,而北軍統治之權實即中央政府之所寄托也。”由此可見唐太宗對張士貴的信賴與器重。
  貞觀初年(627),國泰人和,局勢穩定。只有一件事令太宗“坐不安席,食不甘味”,這就是來自突厥的威脅。為了徹底擊垮這個心腹大患,太宗“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于顯德殿庭”(《舊唐書·太宗本紀》),在皇宮里親自教習兵將弓法。而張士貴是唐初諸將中最善射的,加之又是玄武門長上,日常的教習任務便順理成章由他來負責。
  戰場上勇猛無比的張士貴,平日里卻是個心地善良愛兵如子的長官。《魏鄭公諫錄》中就有一段描寫張士貴愛惜部將,甚至于違抗圣旨的故事:有一次,太宗前來觀看禁軍演練,發現士兵隊列不整,就批評了張士貴,并責令他仗責幾個負責教練的小教官。張士貴因愛護部將,杖責時并不真打,只是點到為止。太宗看到后認為士貴在違抗圣旨,要處罰他。這時魏征進諫說,教官未盡到責任,應送大理寺依法懲處,罪責不在張大將軍,再說讓張將軍為一件小事而杖責部將,他不忍心下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為此而處罰皇上的心腹、身居要職的張大將軍,是不合適的。
  貞觀初年,唐太宗還以玄武門衛士為骨干,組建了一支“羽林百騎”,平時把守玄武門,皇上狩獵時跟著去打獵,當戰爭發生時就成了一支戰無不勝的突擊隊。后來這支部隊逐漸發展壯大,成了“羽林千騎”、“羽林萬騎”。直到貞觀三年,趁東突厥內部發生分裂,太宗抓住時機,主動出擊,一舉消滅了這個心腹大患。據史料記載,這次戰役,包括張士貴、尉遲敬德、秦瓊、程知節等禁軍將領都沒有出征,因為這時的兵力對比已明顯是唐強而突厥弱,殺雞無需用宰牛刀了。
  貞觀七年,張士貴還統兵平息了西南仡佬族的一次暴亂。因為暴亂分子多據山屯洞,易守難攻,戰斗進行得非常艱苦。由于張士貴親冒矢石奮勇在先,將士們在他的帶領下也表現得勇猛無比,終于平息了暴亂。張士貴的突出表現,也同樣感動了當地的官員,他們寫成奏章向朝廷作了匯報。在張士貴班師回京的慶功宴上,唐太宗動情地對他說:“聞公親當矢石,為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聞其實,于公見之矣。”(《舊唐書·張士貴傳》)
  貞觀八年,龔州都督府所轄區域內的仡佬族人,在少數反動酋長的煽動下,再次發動暴亂。這次朝廷再派張士貴出征平暴,當大軍行至衡陽時,亂軍聽說是張士貴來了,“夷獠逋竄”,不戰而潰。捷報傳到京城,太宗皇帝大喜,“乃授右屯衛大將軍,改封虢國公,檢校桂州都督,龔州道行軍總管如故。”

  (六)初征高麗,安市會戰“氣蓋三軍”
  貞觀八年到十九年這段相當長的時間內,社會安定,邊疆穩固,唐太宗力求文治,沒有更多地對外用兵,史稱“貞觀之治”。作為一員戰將的張士貴,也就沒有更多機會再立戰功。每當皇帝出游,張士貴便以禁衛軍首領的身份,帶領“羽林百騎”隨行護駕。只是在貞觀十五年底到十六年四月,張士貴才有機會參加了一次北征薛延陀的戰役。貞觀十六年后,又做了幾任地方官,當過蘭州都督和幽州都督。
  貞觀十八年的時候,張士貴曾一度“以遣去官”,也就是因故被罷了官,究竟是什么原因被免的職,史無記載。不過“以遣去官”的事情,在初唐官員中是很常見的。包括宰相房玄齡,名將李勣、侯君集等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在帝王專權的封建王朝,無由頭地罷免官員的事經常發生,有時只是皇帝老子玩弄政治權術的一種手腕而已。
  貞觀十八年末,朝廷開始著手大規模攻打高麗的戰爭準備。“王師底伐,屬想人雄”,到了有大的戰爭要打的時候,一批宿將被啟用了,包括已經致仕的尉遲敬德,也被太宗請回來授予第一馬軍總管職務。張士貴則被授予遼東道行軍總管。
  唐軍第一次征遼戰爭,雖然取得了一系列戰役的勝利,但并未完成消滅高麗和誅殺蓋蘇文的戰略任務。而在安市會戰中,老將張士貴再次立下汗馬功勞。他的帳下也涌現出了薛仁貴這樣的后起之秀。
  據《舊唐書·薛仁貴傳》記載,在這次會戰中,唐太宗在山上擂鼓指揮,諸軍齊出,張士貴率部首先與敵交戰。恰巧此時雷電交加,張士貴帳下的士卒薛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卻走,大軍乘之,賊乃大潰。”
  據史料記載,薛仁貴是唐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家境貧寒。太宗征遼時募集士卒,他的妻子勸他應募,通過立取戰功改變自己的命運,于是薛仁貴便投奔到了張士貴帳下。安市會戰前,張士貴曾命其援救一位被困的部將,薛仁貴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受到張士貴的青睞和信任。安市會戰中,薛仁貴的表現被山上擂鼓助陣的太宗看到了,戰后問張士貴白衣先鋒何許人也?張士貴據實相告,太宗大喜,遂賜薛仁貴“馬兩匹,絹四十匹,擢授游擊將軍,云泉府果毅”。由此,薛仁貴脫穎而出,踏上了仕途。
  唐太宗征遼班師時,論功行賞,以張士貴“勛賞居多”,拜為冠軍大將軍,行右屯衛將軍實權,又令其率軍殿后,至并州時,轉為右屯衛大將軍。墓志中對張士貴征遼時的記述是“超海之力,氣蓋三軍;橫野之功,膽雄百戰”。

  (七)最后的政治生涯,年邁致仕壽終顯榮
  貞觀十九年,唐第一次征遼時,張士貴已經是60歲的人了。戰爭結束后,張士貴回到京城,朝廷授其茂州都督。其實太宗這次派士貴出任地方官,仍然是為再征高麗考慮的。為了再征高麗能夠大獲全勝,唐王朝在劍南道的雅、邛、眉等州,征發民眾造船,由于勞役繁重,這幾個州的民眾苦不堪言,紛紛聚眾鬧事。茂州(治汶山縣,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與雅、邛、眉諸州毗鄰,是唐王朝控制這幾個州的軍事重鎮。因此,才派老將張士貴出任茂州都督,以威懾當地民眾,這樣太宗心里才覺得踏實。
  果不其然,貞觀二十二年八月,雅、邛、眉等州民眾終于不堪忍受苦役,開始了大規模的暴動和起義,而仡佬族部落成為了這次反唐暴動的主力。唐太宗因早有預料,便命令張士貴帶兵前去鎮壓。張士貴以茂州兵力為主,又調右衛將軍梁建方率軍參戰,很快便平息了三州民眾的暴動。
  這次鎮壓雅、邛、眉三州民眾起義,是張士貴最后一次出征,當時他已是63歲高齡。戰爭結束后,唐太宗拜張士貴為金紫光祿大夫,出任揚州都督府長史。揚州都督府是唐代的上都督府,下轄若干州,都督一職一般只授予王子或宰相。當時揚州都督是朝廷的首席宰相長孫無忌,通常情況下都是掛個名,遙領而已,都督府的軍政事務,由次官長史全權負責。
  張士貴作為一員戰將,東征西討,戎馬一生,雖然也曾擔任過蘭州、幽州、茂州都督之職,但大多是服從于朝廷的軍事戰略意圖的。在擔任揚州都督府長史期間,已經年邁的張士貴卻能為百姓著想,積極疏通河道,造福于民,使轄區內百姓殷實,生活安定,“市獄晏而無擾,水火賤而盈儲”。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朝廷再次調66歲的張士貴回京,拜左領軍大將軍。永徽四年,由于年邁體弱又得了眼疾,張士貴多次上表請求致仕,高宗終于答應了他的請求,并授其鎮軍大將軍,仍舊封為虢國公。顯慶二年(657),張士貴從駕東巡洛陽。這時的張士貴由于多年東征西討,戎馬倥傯,已得風疾多年。六月三日,因病情加重,在河南病逝,終年72歲。
  從隋大業十三年至唐顯慶二年,一代名將張士貴追隨唐初三代帝王李淵、李世民、李治奮戰40年,為大唐江山出生入死,屢建奇功。卒后唐高宗為他舉辦了隆重的葬禮,贈輔國大將軍,使持節都督,荊、硤、岳、郎等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喪事的一切費用,都由朝廷支付,賜絹布七百段,米粟七百石,加謚號“襄”,并賜東園秘器,于當年十一月十八日陪葬太宗于昭陵。

  小結:張士貴是如何被“戲說”成歷史罪人的?
  很明顯,無論是新舊《唐書》,還是墓志中記載的大唐名將張士貴,與宋元以來的話本、戲劇中的張士貴,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到目前為止,在所有正史及相關史料中,根本找不到張士貴加害薛仁貴的記載。可以說,話本戲劇中張士貴迫害薛仁貴的故事,純屬文學家戲劇家們的杜撰。
  學者張海瀛就認為,宋元以來的話本小說和戲劇中,把張士貴說成是舊勢力的代表,編造了許多迫害薛仁貴的故事,所有這些,純屬虛構。這是文人學士為了通過講述歷史,影射和抨擊當朝權貴而虛構的,都是特有所指的。
  唐太宗第一次東征高麗,并未能完成他誅殺蓋蘇文,消滅高麗的夙愿。雖然取得了安市會戰等一系列的勝利,但從戰略上講,這次東征是失敗的,這也成了太宗的一塊心病。當唐軍從安市城撤兵時,唐太宗對薛仁貴說過這樣的話:“朕舊將并老,不堪受閫外之寄,每欲抽擢驍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舊唐書·薛仁貴傳》)
  前邊講過,首次攻打高麗時,太宗急著用人,啟用了一批宿將,包括一些已經退休的老帥。因此戰爭的失利,太宗便認為“舊將并老”是原因之一。客觀上講,讓已經60高齡的張士貴上陣廝殺,自然沒有年富力強初出茅廬的薛仁貴勇猛。可是唐太宗對薛仁貴說的這番話,卻成為了后世通俗小說和戲劇作家們貶低張士貴的口實。
  應該注意的是,這些隋唐話本出現的時期,正是北宋后朝、南宋以及明清交接之際。這幾個階段,正是中原和北方的民族關系異常緊張的時期,朝廷里的老將們為了保住自身的富貴和既得利益,往往妥協求和,不愿親赴戰場去抗擊外族入侵,甚至壓制那些主戰的年輕將領。因此,針對這種現實情況,一些有正義感的話本和戲劇作家便“借古喻今”,不惜以杜撰的歷史故事為切入點,以達到針砭時弊,抨擊權貴的目的。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張士貴退休后,薛仁貴接替了守衛玄武門的重任。顯慶三年(658),薛仁貴二次東征高麗時,張士貴已經辭世。因此張士貴對部下薛仁貴一直是信任并大力扶持的,不可能有加害之事。然而,薛仁貴的驍勇果敢,與張士貴的老邁體衰,正可以作為話本戲劇制造沖突形成對比的“切口”。于是,將張士貴喻為腐朽末落的老臣,而將薛仁貴塑造成力主抗敵的年輕將領的藝術作品就這樣出籠了。
  我們都知道這樣一個基本常識,歷史是靠確鑿的史實和可信的史料來支撐的。而文藝作品,包括話本戲劇則可以大膽想象合理虛構。但是這里應該有一個明確的限制,就是文藝作品在描寫真實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時,應該以有史可查,有言(書)可證為原則,在重大事件和故事情節上不能無中生有,隨意杜撰,否則,就難免因扭曲甚至篡改歷史而造成新的歷史冤案。
  我國宋元以來的話本尤其是戲劇,以其通俗流暢、善惡分明、故事性強而深受普通百姓青睞。但也正是因為這些特點,在一些以真實的歷史人物為主角的創作中,作者為了迎合普通讀者和觀眾的欣賞心理和審美習慣,往往會不顧歷史事實,對人物進行黑白分解,將一部分人物作為反派,去映襯設計好的正面角色。如人們非常熟悉的楊家將的故事里,就大肆貶低了北宋名將潘(仁)美,將其描寫成迫害抗敵保國的楊家將的罪魁。
  歷史是多元的,流動的,任何人包括史學家文學家,都沒有界定或解釋歷史的終極權力。近年來“戲說”、“大話”歷史的影視劇日漸多了起來,但無論怎么“戲說”、怎么“大話”,畢竟不應該脫離已有的歷史史料,不應該脫離合理的邏輯軌跡。作為歷史劇,當然不可能像正史那樣一板一眼地講述歷史,是“劇”就有戲說的成分,歷史發展到今天,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多元化多層次的,但對于真實的歷史,我們還是應該懷著敬畏之心去謹慎對待,否則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因為我敢斷言,戲說甚至戲耍歷史的人,最終難免被歷史戲耍。

                  (作者系陽泉日報社晚報部主任、主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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